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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興勝教授:一部學術書如何寫出新意——《裂變與重構:人民共和國的創世紀》讀后
發布時間:2018年03月10日 12:32    點擊次數:

《裂變與重構:人民共和國的創世紀》(于化民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下簡稱《裂變》)一書,是近年來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史研究領域里為數不多的具有示范性意義的研究成果之一。該書面世后,并沒有像許多學術著作那樣曇花一現,迄今依然受到相當關注。緣此,筆者亦愿談談自己閱讀后的所感所思。

一、內容和觀點上突出的原創性

正如此書作者所強調的,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是中華民族的近代史乃至全部歷史的進程中,具有轉折點意義的重大事件,它不僅代表了國家權力的更迭易手,更代表著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是一場政治革命,更是一場社會革命”。這個重要判斷是理解新中國建立的真正意義的關鍵所在。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宏大敘事,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上層的或精英的、政治的或軍事的層面,雖不乏鴻篇巨制,卻疏于關注和思考社會變革層面的結構與細節問題。《裂變》卻恰恰是在以上認識基礎上設計自己的研究體系、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的,緣此,與同類主題的著作相比,它所呈現的研究成果也具有更加突出的原創意義。

內容豐富、多樣,視角獨特,為此前所不多見。全書4編27個專題,全景式地展示了新中國創建過程的黨、政、軍、民、外交、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方方面面。其中,既包括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如黨的領導地位、國體與政體、人民民主專政、民族區域自治、勞資關系、階級關系、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等政治史、概念史、思想史的問題,也包括各個領域組織制度的創建、試驗、修正與定型的過程,如從中央政府到省市、縣、街區、鄉鎮、村社等各級行政組織的建立與調適;既有國共軍隊在戰場上的正面搏殺,如大進軍、干部南下、城市接管與改造等,也有國共兩黨驚心動魄的地下暗戰。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所有這些問題的討論絕大多數的是基于中觀乃至微觀的視角,即使那些傳統的焦點話題如新政協召開、向全國進軍的戰略、新中國外交、土地改革等,也更多地嘗試從個案、從側面、從過程中展開觀察和探討。

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史跡,使我們對中共建政的復雜性有了全新的認識。例如,有關新政協籌備歷程的分析表明,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接受中共召開新政協的號召,以及對新政協召集模式、新政協領導權、共同綱領性質等問題的認識,“并非今天人們想象的那樣一帆風順”,而是存在著一個曲折過程,并特別指出,毛澤東在1949年新年獻詞中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著名號召,“是向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提出的”等等。

立場更為客觀,分析更加全面,既展示了中共革命進程中指揮有方、凱歌猛進、摧枯拉朽的輝煌,也客觀地總結了其中的失誤與不足。這種對歷史主義立場的堅守,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中共革命進程的艱巨性與曲折性。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鮮明的啟發性的學術觀點。毫不夸張地說,幾乎每個專題都有此貢獻。例如,透過冀魯豫區民眾支前運動的分析,指出中共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就是其“卓有成效、細致入微的動員和組織”,無論就哪個方面而言,“中共當年的成功遠不是以口號和運動即可達致,其中包含著大量的辛勞和付出”,正是這些因素凸現了它與國民黨政權特質的不一樣,使它“取得相較于南京政府的絕對優勢”;書中在分析戰后上海工人運動時指出,戰后工潮的興起與其說“是共產黨發動的,不如說是國民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等等。上述觀點多發前人之未發,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學術啟示。

二、自成體系的學術理論與方法及可示范性

眾所周知,學術理論的自成體系是典范性著作的基本特點之一。《裂變》一書也某種程度上具備了這個特點。事實上,作者在“卷尾語”中業已對此進行了專題性總結闡釋。概括來說:

1.作者對人民共和國創建史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認為它所引發的社會形態變化“是根本性的、結構性的,不是對舊的社會制度的修修補補或局部改良”,“革故鼎新,除舊布新,破舊立新,此之謂也”;因而,單純的宏大敘事不足以完整地再現建國進程演進的歷史線索,也不利于人們理解和認識近代中國社會演進的內在邏輯和中共的領導作用,不利于準確地總結新中國建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2.對于如何做好這段歷史的深度研究,作者也有自己的獨到方法設計。一方面,一改過去學術界把“新中國成立作為革命史的結束或者國史的開端”的思維定式,強調“以新中國成立這一事件為中樞”,“從中間向兩端延伸”,采取“可以向前追溯,也可以向后延展”的辦法,強調在歷史的連續性中“考察建國進程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把握其基本走向”。另一方面,改變此前以政治問題為中心的建國史敘事體系,采取更具自由度、開放性、容量大的專題或個案研究方式,以擴展其研究內容,實現“多向度的觀察和剖解”。

筆者在瀏覽《裂變》目錄后萌生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它與著名民國史學者易勞逸(LtoydE.Eastman)的研究思路有異曲同工之妙。

3.尤為可貴的,是作者對上述成果與經驗進行了學理化總結,提出了一系列對中共黨史、當代中國史研究具有普遍意義的見解。例如,關于“如何看待新中國與舊中國的關系”問題,作者指出:新中國與舊中國不是兩個中國,而是一個中國的兩個階段;舊中國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要徹底打碎,但是新中國的建設只能在舊中國的物質和文化基礎上進行;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國情,無論想問題還是辦事情,忽略了這一點,超越客觀實際的可能,就會走彎路犯錯誤;關于如何看待建國進程中黨內黨外圍繞某些重大問題的爭論,作者指出:對于當年的這些爭議,研究者不應也沒有必要刻意回避,而是要回歸到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開國領袖們是抱著共同的理想、理念,為著共同的目標而工作的,在探索中遇到問題而見仁見智,是因觀察思考的角度和重點不同而造成的,并非原則性分歧。關于“如何處理宏觀把握與微觀透視的關系”問題,作者指出:歷史是由細節組成的,離開細節就無所謂歷史;但細節又是有層次的,對它們的重要性不可以等量齊觀;既要關注那些對歷史的轉折、歷史的走向起著關鍵性決定作用的細節,也要防止把一般性細節夸大和拔高為關鍵性細節,并強調:“把宏觀把握與微觀透視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是學術研究的一種境界,應當成為學者的自覺追求和努力方向,而真正兩者兼具何其難哉!”等等。諸如此類的思考與論說,使《裂變》具有了鮮明的方法論色彩。

三、鮮明的教育意義及多層次的社會閱讀價值

資政育人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這是毋庸諱言的,而如何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則是個大可討論和嘗試的問題。《裂變》一書,融宏觀、中觀與微觀三個層面的考察于一體,重視長時段的歷程梳理與細節發掘,由此而展示出的歷史知識與歷史經驗,為此前多數同類著作所不具備,從而有了多層面的教育價值,并且比一般教科書顯得更加生動、深刻。

《裂變》使人們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領袖們神奇的戰略洞察力和在重大歷史關頭的高超駕馭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書中提到的類似案例很多。例如,1947年1月,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可以預斷,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國與世界,其面目將比現時大不相同。全黨同志與全中國人民,都應當為一個新中國與新世界而堅決奮斗”。1948年3月,毛澤東在東渡黃河后曾指出,同蔣介石的這場戰爭,可能要打六十個月,這六十個月又可分為兩個三十個月:前三十個月是我們“爬坡”“到頂”,也就是打到我們占優勢;后三十個月,叫做傳檄而定,那時候,我們是“下坡”,“有的時候不用打仗,喊一聲,敵人就投降了”。1949年1月,毛澤東在多個場合談到美國出兵干涉中共革命的問題,并反復強調:“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愈強大,愈堅決,美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將愈減少,并且連同財政及武器援助國民黨這件事,也就可能要減少。”令人嘆服的是,后來的戰爭進程“完全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見”,“完全是按著毛澤東的預期發展的”。

《裂變》所講述的許多史實,使人們強烈感受到覺醒著的、勝利著的中國人的那份自信與堅定。例如,書中提到,針對英國軍艦炮擊渡江作戰的解放軍官兵的暴行,解放軍總部發表聲明,嚴正質問:“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么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人民解放軍要求英國、美國、法國在長江黃浦江和在中國其他各處的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項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的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國人民的敵人打內戰”,中國人民“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國政府所給予的任何帶威脅性的行動”。這是鴉片戰爭以后從滿清主朝到北洋政府,再到蔣介石政府,從來沒有過也不可能有的豪氣與壯舉。

《裂變》所發掘的許多歷史細節蘊含著豐富的政治智慧與工作技巧,可以滋養讀者修養與能力。就筆者所見,至少包括以下幾點:

智慧多元與權力集中的辯證統一。書中提到的相關案例很多,例如,時任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兼政委的林彪率先提出成立中央一級民主聯合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的問題,毛澤東專門復電與其討論成立聯合政府的條件與時機問題;針對大城市接收問題,陳云曾建議各區要成立專門班子以做準備,對此,中共中央專電對其稱贊,并告知已通知各地開始籌備;針對濟南軍管會所提交“接管濟南經驗的報告”,中共中央也高度評價,并批轉各局“供他們參考”。這集中而不獨裁的決策體制,應該是中共能夠廣泛吸納個人、基層意見,凝聚共識,進而奪取革命勝利的關鍵所在。

領導者既需要決策過程中的高瞻遠矚,掌控全局,也需要執行過程中的親歷親為,抓細落實。書中說到,解放戰爭進行期間,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既總攬全局性的重大戰略決策,也高度重視政策落實的細節。他常常親自起草重要文稿,如新華社的1949年新年獻詞、中共中央通知《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抗議英國軍艦暴行的聲明等等。同時,還經常親自指導一線具體工作。例如,針對城市接管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于1948年1月和4月先后電示前線,強調要求:“我軍到任何地方,原則上不許沒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資本也只能由民主政府接收經營,“不許軍隊沒收或破壞”,嚴禁“沒收敵軍官佐家屬的財產”,禁止農民團體進城捉拿和斗爭地主。為了做好新區和城市接管,各地根據中央要求,對接管干部進行了集中培訓,詳細解釋進城注意事項,“甚至對怎樣使用電燈開關、如何使用抽水馬桶、遵守交通規則等生活細節都一一規定”;同時,對接管人員的生活問題如交通、伙食、制服、娛樂、洗澡、理發、子女教育等,也進行了統一、嚴格而細致的安排。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權在接收淪陷區時,出現了倍受詬病的“劫收式”“五子登科”現象,并因此導致天怒人怨,進而全面崩盤,丟掉政權。毫無疑問,中共能夠有效地免蹈國民黨的覆轍,與上述謹嚴的體制與細致的工作不無關系。

革命斗爭既需要針鋒相對的戰場廝殺,也需要溫情脈脈的人性化感召。在書中我們看到,三野部隊挺進浙東時,毛澤東特意交代,占領奉化后“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占領紹興、寧波等地時“要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財產”,以樹立解放軍“文明之師,仁義之師”的形象;在程潛、陳明仁率部起義后,毛澤東及軍委決定將起義部隊擴編為3個軍,并親自對起義將領的待遇、工作等問題做出精心的安排,“這讓程、陳很受感動”;國民黨曾散布謠言,說中共處死了被俘的國民黨軍高級將領王耀武、杜聿明、黃維等人,得到這一消息后,毛澤東特意交代程潛、陳明仁北上路過濟南時,與王、杜、黃等人相見,并一道游覽泰山、曲阜。戰爭后期,確實出現了毛澤東預見的“傳檄而定”的現象,固然與戰場上人民解放軍表現出來的強大攻擊力與震懾力有關,上述舉措的政治感召力與情感融合力的作用,同樣不可低估。

簡言之,大戰略蘊含的是政治智慧,小細節展示的是功夫與情懷,革命的勝利既需要大智慧引導,也需要在小細節上用心。

中共在建國過程中對許多重大問題的理論思考與實踐經驗,迄今仍有特別重要的啟發和鏡鑒意義。在理論層面,書中所涉及的事例比較多,茲舉兩例。一是1948年7月時任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張聞天,針對土改中出現的強迫命令集體化問題批評道:“自上而下關于農民有組織地搞集體化的假報告是很多的,這是好心好意的主觀主義。農民不愿意甚至反對的事,我們又何必勉強他們去干?即使勉強干了也會失敗”。二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內高層圍繞新政權下工會角色問題曾發生過一次爭論,其間,劉少奇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系統的思考,指出:普通的特別是政治上落后的工人加入工會,“既不是要來建立共產黨與工人群眾之間的橋梁,也不是來參加共產主義的學校和建立人民政權的社會支柱”,其出發點和目的很簡單,“就是要使工會成為保護他們日常切身利益的組織”,如果工會不能實現他們這個目的,脫離了保護工人利益這個基本任務,他們就會脫離工會,工會就會脫離工人群眾,因此,在工會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務必認識到“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與工人群眾之間的覺悟水平”是不同的,認識到兩者間對于工會的要求是有差別的,“務必最周密地關心工人群眾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即使最微小的事情,也必須予以關心”。回顧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的發展史,張聞天、劉少奇上述思想的深刻性及當下意義是毋庸贅言的。

在實踐層面,《裂變》對黨的工作經驗進行了廣泛地梳理總結,提出了一系列對當下工作具有方法論意義乃至警示作用的觀點。亦舉三例說明。一是談到社會動員時,書中指出:“照顧、滿足民眾基本的需求,相當程度上可以緩解民眾對出差的抵觸心理,對潤滑政權、民眾、軍隊的關系有良好作用”,認為“干部帶頭,確實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身體力行比空頭宣傳效果要好得多”。二是談到工人運動時,書中指出:“工人的事并不難辦,關鍵在于當政者是否關心和重視其最低限度的生存權利”,國民黨上海護工隊內國共影響力的此消彼長,就是緣于兩黨對工人利益的態度不同,也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上海新舊政權的更替。三是針對建國前后黨內圍繞“農業社會主義”問題的爭論,書中指出,爭論的實質“是如何看待、對待農民的權利和以地權為核心的農民的財產權;廣而言之,60年來農村的曲折與發展,根本問題也在如何看待、對待農民的權利和以地權為核心的農民財產權”。上述問題的深層意涵,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慎重對待的。

當然,《裂變》一書并非完美無瑕,也有一些缺點和不足。就筆者淺見,該書在多個層面還存在著需要進一步完善提升的空間。從大處說,相較于“創建新中國”這一宏大而壯烈的歷史進程,不論現有的論題還是內容的展開,在歷史厚度與分析力度上都還有待提升和加強。從小處說,研究方法相對單一,如原始文獻的發掘比較多,田野口述的資料比較少,定性分析的多,定量分析的少,基于國內的考察多,站在全球視野下的觀察少。此外,個別篇章的問題意識不強,如關于合作化問題、關于教育復員與改造問題的討論,偏重于一般史實的敘述和歸納;個別話語的表達存在時空錯序、語義模糊的現象。另外,還有些與建國史有關的相當重要的方面和問題,書中也沒有或很少涉及,不能不說是較大的缺憾。

盡管如此,《裂變》一書的原創性與示范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在學術上顯著地豐富了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史的研究,同時,也為廣大非專業人士特別是領導者提供了一部充滿政治智慧、人生經驗與工作技巧的有益讀物。


【作者:趙興勝    責任編輯:寸凱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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